费尼切尔(Fenichel)研究了在治疗关系中和个体人格中的见诸行动倾向。他将冲动性行为的倾向归因为一岁以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对挫折的反抗。他还说，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历可以导致通过行为重复性地试图获得控制权，这种控制是曾经被动地、创伤性地经历过的。
　　费尼切尔比弗洛伊德更清楚地区分了移情和见诸行动，他说，见诸行动的倾向是一种与特定个体相关的功能，可以在比精神分析治疗更广阔的背景上来理解。有见诸行动倾向的个体并不会在意是在治疗之外还是在治疗之中。他们通常缺乏分辨过去和现在的能力，没有学习的愿望，面对刺激时用粗暴的反应代替适当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并不是真正的行动——有时候它们仅仅是由情绪性的态度组成；如果这一态度是针对明确的个人，那我们宁可称其为“移情”，不分对象的行为我们称之为见诸行动。
　　费尼切尔的主要观点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将潜意识的冲动见诸于行动。这个观点比较有趣。但他将这类冲动行为称之为见诸行动，削弱了明显地存在于见诸行动和移情性阻抗之间的联系。用这种方式理解见诸行动，那实际上是在讨论另一个话题，即：倾向于用行为的方式表现冲动的个体的特征。

   见诸行动与治疗师的反移情

　　即使在见诸行动被看作是一种阻抗的产物时，它也具有交流的功能。的确，近年来的重点已经放在了在治疗过程中见诸行动与治疗师的反移情的关系上。
　　治疗师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人格来评判病人。所以，一个治疗师也许会将一种行为看成是见诸行动，而另外一位治疗师却可能把同一种行为看成是正确的和恰当的。
　　治疗师宽容和理解病人行为的潜意识意义的灵活性和能力肯定会影响其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见诸行动。他对病人见诸行动的反移情反应具有潜在的信息源的价值，有利于判断在角色的交互作用中病人试图怎样影响治疗情景。
　　克鲁沃尔（Kluewer，R.，1983）评论说，治疗师会受到与病人做出相同的见诸行动行为的诱惑，此即“进入了见诸行动式的对话”（德语是AGIEREN和MITAGIEREN），好像获得了一个新的领悟器官，(如反移情性…好像获得)。按照这一思路，比尔杰（Bilger, A.）建议，一种行为被称为见诸行动，较少是因为这一行动本身，更多地是因为它给治疗师施加了压力，情感的边界被突破了，见诸行动的诊断因此变得有赖于反移情的性质。他指出，对见诸行动，将重点放在其正性的、创造性的和对话性的方面，并不意味着治疗师可以忽略其负性的方面，也就是其作为治疗师能够感受到的、作为阻抗的一种形式。将见诸行动理解为阻抗，可以使分析中的负性移情获得更多的正性评价。
    见诸行动的影响因素

　　格里纳克也将见诸行动视为一种制造治疗困难的习惯。她将见诸行动定义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老的记忆变成一种或有序或无序、常常是经过少许伪装的行为方式。不是一种清晰的视觉的或者语言的回忆，也不能观察到一种特殊的行为是由记忆所引起的。病人的行为对他自己来说是合理和恰当的”。
　　见诸行动的这一最后特征，即它的“自我和谐”的特征，被后来的很多文献强调过。
　　格里纳克还研究了见诸行动在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对此费尼切尔评论说，她“特别强调了视觉上的敏感导致对戏剧性的偏好以及潜意识层面对行动的魔力的强大信念。格里纳克说习惯性见诸行为的倾向是两岁以前特定问题的结果。见诸行动与学会语言以前的经历的关系，被后来的许多文献强调过，尤其被梅勒妮?克莱因的追随者强调过，其他人也强调过这一点。布卢姆强调说，非常早期的童年创伤滋生了而且固化了见诸行动。前俄狄浦斯期和前语言期的创伤干扰了认知的发展和对行为的控制，并可导致强迫性地要‘生活到外面去’…分裂的个体所遇到的成长的困难预示着以后的虚弱的自我去见诸行动”。
　　阿纳斯塔索保洛斯（Anastasopoulos，D.，1988）认为，见诸行动，尤其是青少年的见诸行动，可以是象征性退行的表现，是抽象性思维发展迟缓。他还认为见诸行动是原始的象征性交流的方式。
　　可能增加见诸行动倾向的无意识状况。包括:
　　缺乏用象征来表达早期创伤的能力，因为记忆和回忆是与词语象征联系在一起的，词语象征可以通向一种使记忆有意义的结构的状态…现实判断的障碍，视觉敏感，在“行为奇迹”水平上的固着，这些都可能是会付诸行动而不是付诸语言的状况。与此同时，在问题的解决和传递中，想象和行为都有前语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