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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思维看西方认知治疗

杨文圣
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引言
　　认知治疗作为专业术语和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是A．Beck在个人专著《认知疗法和情绪障碍》（1976）中首次提出。1979年，A．Beck在《抑郁症的认知治疗》一书中对认知治疗的理论基础、治疗的过程与技术应用给予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标志着认知疗法的成熟，并引起国际上的极大关注。
　　起先，认知治疗被作为治疗抑郁症的一种定式、短程的针对现在的心理治疗，用以解决目前的问题和矫正功能障碍思维和行为（A．Beck，1964）。在此前后，一些学者发展了各种形式的“认知—行为治疗”，如Albert Ellis（1962）的理性情绪疗法（Rational－emotive Therapy），Donald Meichen baum（1977）的认知行为矫正Cognitive－behavioral Modification），Arnold Lazarus（1976）的多模式治疗（Multi model Therapy）等。
　　认知治疗的基本理论认为是个体的不合理的认知导致了个体行为和情绪的障碍，因此行为和情绪障碍的矫正应与认知的矫正相结合。认知治疗的基本目标就是改变思维的偏差和歪曲，从而让个体的心理功能更加有效。治疗的手段就是通过对来访者的认知扭曲进行挑战、实验和讨论，从而带来积极的感觉、行为和思维。
　　在哲学假设上，认知疗法是人本主义和适当的享乐主义，重点在个人和他们能克服不合理信念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合理性并不是要驱除情感，而是指个人运用理智来指导他们的生活并减少不合理信念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负责的享乐主义指的是个人追求远期快乐的概念，而不是让他们追求短时间的快乐，例如酗酒只能带来短时间的快乐却带来长时间的痛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认知治疗传入我国。1989年，我国学者季建林和许俊冕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发表第一篇介绍认知治疗的文章。此后，认知疗法逐渐广泛在临床治疗中得到应用。然而我国学者对于认知治疗的研究大多为案例报告，作为理论来探讨的则很少。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思维的视角对认知疗法在我国应用中存在的困难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并提出本土化的修正意见。
　　认知治疗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认知治疗的基本理念并不新颖。斯多葛派哲学家、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在《沉思录》写到：“如果你因什么外在的事物而感到痛苦，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事物，而是你自己对它的判断。而现在消除这一判断是在你的力量范围之内。”那么认知治疗的意义在哪里呢？在于它对细节的关注和精致的治疗结构。
　　认知治疗注重细节，即注重随时出现的消极的想法（西方认知治疗上称为“自动想法”），并将这些自动想法归因于“问题思维方式”。被列举的常见的问题思维方式有非此即彼、以偏概全、心理过滤、贬抑积极事物等。治疗的一个基本要求要求当事人即时、随地记录这些自动想法，并逐一纠正。这里面蕴涵的一个思想基础就是严密的逻辑和实证主义。
　　然而，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的确可以轻松地发现当事人的一些需要改变的自动想法，然而当我们试图运用西方治疗家推荐的方法去纠正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的生命力极强，花样翻新很快，难以动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以为，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使然。
　　首先，中国人喜爱整体思维。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中国人习惯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杨仪，1999）。这种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例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时日月年，空间顺序——村乡县郡；中国人则由巨而微，时间顺序——年月日时；空间顺序——郡县乡村。这种时空表达顺序的不同，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入手的，在整体框架中安排个体的位置。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国人的角色意识在姓名顺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贝克意识到“自动想法”背后的“核心观念”的作用，但是贝克以及其他西方认知治疗家门放弃“核心观念”的直接纠正而着力于“自动想法”的改变。这与西方的文化一脉相承，然而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恰恰相背。中国的哲学是“擒贼先擒王”与“不战而屈人之兵”。回到心理治疗上，就是应该着力改变当事人的核心观念，然后自动想法不攻自破，从而达到当事人情绪和行为的改变。
　　其次，中国人喜爱简单、松散的思考方式。
　　西方人忠于逻辑思维和实证，而中国古人则不擅此道。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显然，认知治疗也是如此。西方认知治疗推荐的改变当事人自动想法的技术路线是通过谈话引导与辩驳，让当事人明了自己是采用了“问题思维模式”才导致了“问题的想法”。这里蕴涵了严密的逻辑和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
　　但是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维。中国人推崇简洁无言的思考方式，如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哲学经典《论语》、《老子》等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格言警句式的东西组成的。老子称"道可道，非常道"－－－－－－－"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庄子称"得意而忘言"；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中华民族的这种感性的思考方式，一般来说，是不属于科学与理性的范畴的。
　　最后，中国人喜爱取象思维。
　　中国人从古至今还一直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以比拟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法，这就是取象思维。根据于新海的界定，取象思维方式意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
　　如《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取象思维的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模糊性。取象思维方式在运用过程中所取之象与推论的结果——事理之间，不是靠普通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其所谓的因果联系，只能靠想象，这种推论方法，具有感悟性、直观性，这是取象思维方式的玄妙之处。这种感悟性、直观性决定了取象思维的模糊性，即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可能让人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其中的“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中国传统思维的上述特点与中国哲学传统一脉相传承。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不是全部）哲学家都宣扬一个基本观点，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观念，发源于周代，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其内涵，儒释道各家理解大相径庭，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根据张岱年先生的分析，在以下三点上大家是一致的：其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其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这就是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它也是人的性命之理；其三、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调谐，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天与人的共同的理想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天人合一”哲学观念注定了国人的这种喜欢格言、传心、类比的方式而缺乏严密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思维特点，而这铸就了西方经典认知治疗技术在我国的实施困难。
　　如何才能解决这一困难？笔者以为我们需要引进一个新的概念。
　　认知治疗的本土化方案
　　效标的概念
　　数学上，当我们试图确定平面一个点的位置，我们需要坐标系；物理学上，当我们试图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时，我们需要另一个物体来参照。
　　在人的心理维护系统中，也有这样一个参照因素，我们借用一个心理测量术语，将之称为“效标”。“效标”这里指个体在评估个人境况、确定行为方向时作为基本参照的人物或自然的原型。
　　效标通常是一个人物原型，人物可以是我们的某一位亲朋好友、过去的自己，也可以是某一位历史人物、社会名流，甚至是虚拟人物如观音、孙悟空、猪八戒等。效标也可以是一个自然原型，如山川湖泊、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从前面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以自然作为效标是一种经典的中国思维，历史源远流长。
　　根据功能，效标可以分为初始效标和目的效标。其中，用来确定个人当前位置的参照原型为初始效标，它通常是和个体紧密接触、频繁交流的人们，如同班的同学、单位的同事、俱乐部的会员等。而用于确定个体行为方向的原型为目的效标，通常是个体印象深刻、某一方面品质卓越的人物，如某位历史人物、社会名人，或者个体的一位师长、同辈。初始效标和目的效标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代偿作用。初始效标和目的效标有时集中在一个对象上。例如，一个人最钦佩的人物就是其同寝室的一位同学，这时，这个同学便既扮演初始效标也扮演目的效标的角色。
　　我们经常坚守一些理念，如“有志者事尽成”“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等。这些理念的背后对于笃信者来说其实都暗藏着一个效标。例如，对于一个女孩，相信“做的好不如嫁的好”，可能就源于她的一位朋友嫁了一个好人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个农民相信“乌鸦在屋前叫预示着灾难”，可能就源于邻村的一个真人真事……在以上的例子中，理念和人物原型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其实，在宗教中也是一样——教徒们不可以把耶酥的形象和基督教的教义割裂开来。
　　（二）效标的意义
　　效标对于个体人格形成中的作用
　　在精神分析理论里，人格可以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其中超我代表着理想自我和良心。那么超我哪里来的呢？超我来自儿童时期的父母原型。在人们的儿童时代，父母从外部把行为的标准、约束、对行为的命令、对违反道德行为的出发通过身教和言传强加在给儿童的自我头上。随着，儿童的长大，父母的形象逐渐被内化在儿童的自我里，形成超我。超我代替父母的权威给儿童自我以监视、指导和威吓。即使父母不在，也能从内部判断和指导自己的行为。儿童在性心理发育进入潜伏期时，继续受教师和英雄人物形象的影响，构成儿童以后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最高理想。
　　儿童时代，父母、教师以及英雄人物是什么？他们就是效标。
　　在符号互动理论里，人格是社会的产物，它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米德为阐明这一点，创设了“类化他人”的概念。这是赋予个体自我统一性的有组织的共同体或社会群体，他相当于戈尔曼所说的“一般观众”，米德论述到：正是通过“类化他人”这种形式，社会过程对它所涉及的以及维持它的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即共同体对其个体成员的行为加以限制，因为正是在这种形式中，社会过程或共同体作为决定因素进入个体的思维。
　　按照米德的观点，个体在与他人互动中通过“类化他人”着面镜子而产生的自我，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玩耍阶段、游戏阶段和类化他人角色阶段。经过这三个阶段，个体在对待必须与之互动的他人时，就完全有能力确定自己应该作出何种恰如其分的反映了。
　　在这里，“他人”是什么？“他人”就是效标。
　　由此不难看出，效标在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效标在个体知觉和行为中的作用
　　人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总是处在社会和周围人的相互影响之中的。人与人的思想和行为总是相互制约的。一个人在单独情景中与他人在场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便是效标的影响所致。这种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个别和全体、积极和消极、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分，人们均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进行着认知的加工，产生着特定的心理和行为。
　　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最早用游动错觉研究个人反应如何受其他多数人反应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阿希50年代做过多次知觉方面的从众实验，获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研究有力地佐证了效标对于个人知觉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格京等人（1965）发现被试的自我表现多半与对方的表现想吻合。他的实验揭示，当一个人在某种陌生的环境中，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恰当地、恰如其分地表示自己时，往往把与其交往的人的自我表现作为一个参照点。格京的研究实际上证明了效标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庭格在60年代提出社会实在论。社会实在论揭示当人们对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正确与否的判断无确定标准时，往往将周围其他人的态度、意见和行动作为暂时性的判断标准，以使自己的认识与周围人保持一致。这种一致促进人们的认知协调，维护了心理的健康。费斯庭格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揭示了人们在模糊情景下对于效标的需要。
　　（三）认知治疗模式的本土化重构
　　在引入效标概念后，笔者以为认知治疗在中国更准确的模式是可以表达为：
　　效标
　　事件－－－－－－－认知评价－－－－－－－情绪行为
　　在这个新的图式中，面对事件发生，个体首先寻找合适的效标，然后依据效标作出认知评价，认知评价再导致特定的情绪和行为。所以，个体产生不适应行为或情绪，首先是因为效标发生了问题。或者说，是问题的效标导致了问题的情绪和行为。这样，在心理治疗时，治疗师干预的目标不再是认知评价，而是效标。至于认知评价或者自动想法，只要效标问题得到了纠正，自然迎刃而解。
　　举例来说，在一个班的数学期中考试中，小汪、小张、小杨和小罗四位同学都考了90分，但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迥然不同。小汪和小杨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小汪比最亲密的朋友小黎多考了3分，小杨比上一次多考了3分。但是小李和小罗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小李比他的竞争对手小金少了3分！而小罗则因为他的志向是成为陈景润式的数学家，他想考100分！
　　同样的分数，不一样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效标。不同的效标导致了不同的认知评价，不同的认知评价导致不同的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具有很多效标，有的是初始效标，有的是目的效标，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效标系，维护着我们的心理健康。这些效标不断地产生、消逝。随着效标的产生和消逝，我们的心态也随之起伏。根据效标的定义，我们知道效标总是业已存在的事物原型，而生活却在不确定地前进。换句话说，生活的变化总是先于效标的变化。效标的这种滞后性决定了人们常常感到迷茫。
　　那么在操作的层面上，人的效标具体会发生哪些问题呢？
　　效标缺失
　　效标缺失指个体面对发生的事件，找不到合适的参照，从而感觉失去了对目前境况和行为方向的正确地判断、把握能力，导致个体情绪和行为上出现波动和偏差。
　　效标缺失的典型是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焦虑。许多大学毕业生在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对未来彷徨和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知道个人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工作岗位的表现会怎么样，不知道下面的路将走向何方。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他们感觉找不到合适的参照。在学校时代，他们有着熟悉的效标，通过与同学的比较，他们对自己的学业能力、社交能力等有一个相对清晰、稳定的看法。然而，他们感觉这些效标马上就要消逝了，他们即将在一个全新的舞台，和全新的一帮人角逐、共处。而由于与同事们的诸多不同以及不熟悉，所以难以以他们作为效标。这样，一个效标真空便形成了。效标真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大学毕业生自我确定的困难，表现就是他们的彷徨与迷茫。
　　（2）效标不当
　　效标不当指个体面对外界环境，选择了不合理的参照，造成了对当前境况的消极判断或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行为目标，致使个人的情绪、行为产生偏差。
　　效标不当的典型个案是抑郁症。试以JudithS．Beck列举的一个名叫莎里的重性抑郁症患者为例。她的核心信念为“我不合格”，自动思维是“他们都比我精明”（在“与新生讨论先进的信用卡”时），“我没有能力做它”（在“谈论课程要求”时），“通过课程，我没有能力弄懂”（在“思考数学课程的难度”时），原书中采用的治疗方案是通过辩驳来改变莎里的自动思维，而置核心观念于不顾。然而，如果莎里是一个中国人，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擒罪先擒王”，着力于改变她的核心观念。那么莎理的核心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书中写到她的童年资料“将自己与哥哥和亲戚比”和“挑剔的母亲”。答案至此已经浮现，是童年时期母亲的情绪化的、过分的要求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现象，这个完美的形象的初始原型是美化了的“哥哥和亲戚”。这样，这个完美的原型构筑了莎里的效标，在和这个效标的比较中，莎里永远是“不合格”的。简单地说，莎里被迫接受了一个虚假的效标，在这个效标之下，莎里永远地不合格。
　　效标不力
　　指个体面对外界事件的侵袭，没有充分发挥既有效标的效力，导致对目前境况和行为方向的判断消极，从而引起情绪和行为的偏差。
　　例如，一个女同学信奉基督教。她家境贫寒，可是成绩和品行很好，学习之余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校的品牌在外打工，拿到钱后，把它寄回家，帮助亲人。但是，她很担心将来，害怕毕业后工作不如意，从而不能象现在这样帮助家人。为此，她很焦虑，晚上也经常做噩梦。这里，她信奉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将基督作为了自己的目的效标，然而她没有充分地利用好这个效标来抚慰自己的心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基督说，不要焦虑明天。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生活一天，就要尽这一天应尽的责任，要集中精力处理好这一天应处理好的问题。我们的精神应该专注于直接的现在，而不是遥远的将来。让将来自己去关心自己，现在管不着将来（詹姆士．里德）。
　　在心理咨询中，咨询师的首要问题，就是通过晤谈确定当事人效标障碍的类型，然后有针对性地添加、矫正或强化效标，努力促成当事人效标状况的改变。
　　（四）自然效标和虚拟效标的在咨询实践中的运用问题
　　因为中国人的喜爱取象思维的特点，所以运用取象思维引进自然效标，来帮助当事人认识个人的境况，确定行动的方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使用自然效标的第一个优点是形象、生动、精辟、透彻。因为自然效标的选取对象大多是人们所熟知的事物（如“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由于得到了现实生活经验的支持，对人们不陌生，容易让人信服，并易于娴熟运用。运用自然效标说明事理表述简练、寓意丰富、余韵绵长，耐人寻味。此外，使用自然效标含蓄、委婉。例如，当要当事人明白“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自己应该对过失负责”的时候，咨询师说“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这里“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用在责己、责他等场合上，都显得温情、委婉、含蓄。
　　另外，与使用自然效标类似，咨询师使用神话故事和寓言故事中的虚拟人物作为效标来帮助当事人判断个人境况和行动的方向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故事是一种语言图景，它对于当事人具有很强的典范作用。故事以一定的形式包容了心灵深处的、人际的和社会的冲突，给出了解决冲突的可能办法，并指出各种可能的结果。而且，由于神话故事和寓言故事不来自患者经历的直接世界，也不会触发患者对于暴露其弱点而引起的抗拒，所以能帮助患者对自己的心理冲突有一种新的想法。故事具有其丰富的想象力，容易接近当事人的自我，使当事人不自觉地自己放至其中。当事人通过故事对比自己的需求，用适应自己的心理结构的方法理解故事的意思。当事人的这些反应，也就成为咨询师思考、工作的对象，给咨询师的理解和干预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外，由于故事赋予想象，很容易保存在当事人的头脑中，并在其他场合发挥作用。它可以长期地对当事人发挥影响，使当事人自助、自立和自强。
　　参考文献：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时蓉华：现代社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钟友彬：中国心理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于新海：论取象思维方式，《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N．佩赛施基安著，白锡方译：积极心理治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詹姆士．里德著，蒋庆译：基督的人生观，三联书店，1988年版
　　JudithS．Beck著，翟书涛译：认知疗法：基础与应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RichardS．Sharf．著，胡佩诚译：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案例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鲍立铣：认知治疗及其在国内临床中应用的现状，上海高校心理咨询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华东理工出版社，2002年版
　　马可．奥勒留著，何怀宏译：沉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